武吉次朗
一， 半个世纪的回顾
日中贸易在岸信介内阁时期的1958年曾一度全面中断，之后以1960年池田内阁成立为契机，民间的友好贸易诞生问世，接着1962年签订半官半民的备忘录贸易，两者形成“两个车轮” 起到了“以经促政、以民促官”的作用。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上，像日中邦交正常化那样，形成全民性共识，可以说是空前的，而经济界确实承担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1972年田中内阁一成立，就实现了邦交正常化，以此为契机，中国果断决定开始对日出口石油，从此形成了“能源换技术”这一贸易框架，直到20世纪末为止。
福田内阁时期的1978年，和平友好条约签订。几乎同一个时期，中国举起现代化的宏伟目标，进入改革开放年代，对此，大平内阁积极响应，提出全面合作的方针，于是官民并举，开始了诸如货款、合资等大规模的经济合作。这样，日中贸易额急剧增长，发展到超过日美贸易的规模，因而形成了“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”的局面，成为不可分的关系。
目前，日中经济关系在双方都占据着重要地位，成为“两国关系所以能够经历各种风雨考验，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。”（吴仪副总理，2005年在名古屋的发言）
综观上述过程，我们可以说，日本新内阁的诞生，成了将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的契机，而双方有关人士都意识到这一点，为使可能性成为现实，共同做出努力。由于小泉悍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，“政冷”局面的持续开始影响到“经热”，正因为如此，两国有关人士都强烈希望，以安倍内阁成立为契机，两国政治关系得以再次正常化，推动经济关系的发展。这次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指出“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”，是令人鼓舞的；强调“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”，使得面向未来这一理念的内容更加具体地得到了落实，值得积极评价。
二， 来自双发的建议
仅就近一年多来的主要建议，介绍如下：
2005年5月，吴仪副总理提出：一，推动日中经济一体化进程，不仅符合双方利益，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，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二，双方可以在钢铁、造船、精密仪器,IT、软件等产业领域进行战略对话，进而探索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（注：这一建议使人们回忆起，当年法德煤铁联营成为今天欧盟的出发点）2006年3月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：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（注：已在中国各地进行了15次研讨会）；推动对中国企业创造自主品牌方面的合作（注：已在中国各地进行了数十次演讲会）。
2006年4月经济同友会：进行人材培养方面的合作，包括：派遣大量退休专家，设立富布赖特奖学金日本版来支援中国留学生；在中国大学开设日本式经营的讲座，等等。
2006年5月，薄熙来商务部长：探索全新的合作框架，来代替原来的能源换技术框架。例如，节能和环保领域能否起到带头作用。当年的法德煤铁联营，以及中美之间即将启动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，均可作为参考。
2006年10月，联合新闻公报：以能源、环保、金融、信息通信技术、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为重点，深化互利合作。
上述建议，有必要由政府主导，或者在政府支持下由民间承担，总之官民并举，因此首先应由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全力以赴。
三， 对中国方面提出几点希望
1． 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，往往采取如下行动模式：自己只提出理念或者原则，其具体内容则待他国提出，然后考虑如何应对。上述的吴副总理和薄部长的发言也不例外，这与日方提出的具体建议成为对比。希望提出具体建议，以便推动日方（特别是政府）考虑和行动。
2． 在中国，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（法规），可以说基本完善。然而对违反规则的具体判断标准、以及有效的制裁制度尚未完善，而且执行不力，致使一些缺乏守法观念的企业违反规则，不讲诚信，对外造成不良影响。这里，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原因之一（例如“蜡笔小新”的商标问题等）。我认为，关于“整顿企业活动规则（合同、会计、劳务、信息管理等）”“企业应如何履行对社会的责任”等问题，借鉴和引进日本的经验和教训，是值得的。前不久访日的中国都市报记者们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。
3． 随着关系密切化，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。这时，不要使经济或技术问题政治化，而要以平常心对待，以务实的态度协商解决。这是双方都要注意的。在「使问题政治化」方面，双方的媒体也有很大的责任（他们往往在没有掌握事实的情况下，只凭推测甚至成见写报道，有意或无意之间煽动民众的反感）。就中方媒体来说，例如右翼教科书问题上的朝日啤酒公司、日本进口农产品检验问题上肯定列表等等，就是例子。龙永图先生在世界知识论坛上也强调：一些情绪化的、民族主义的东西会损害我们大的利益。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所接受、所欢迎的国家，每个公民都有责任。
一， 半个世纪的回顾
日中贸易在岸信介内阁时期的1958年曾一度全面中断，之后以1960年池田内阁成立为契机，民间的友好贸易诞生问世，接着1962年签订半官半民的备忘录贸易，两者形成“两个车轮” 起到了“以经促政、以民促官”的作用。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上，像日中邦交正常化那样，形成全民性共识，可以说是空前的，而经济界确实承担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1972年田中内阁一成立，就实现了邦交正常化，以此为契机，中国果断决定开始对日出口石油，从此形成了“能源换技术”这一贸易框架，直到20世纪末为止。
福田内阁时期的1978年，和平友好条约签订。几乎同一个时期，中国举起现代化的宏伟目标，进入改革开放年代，对此，大平内阁积极响应，提出全面合作的方针，于是官民并举，开始了诸如货款、合资等大规模的经济合作。这样，日中贸易额急剧增长，发展到超过日美贸易的规模，因而形成了“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”的局面，成为不可分的关系。
目前，日中经济关系在双方都占据着重要地位，成为“两国关系所以能够经历各种风雨考验，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。”（吴仪副总理，2005年在名古屋的发言）
综观上述过程，我们可以说，日本新内阁的诞生，成了将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的契机，而双方有关人士都意识到这一点，为使可能性成为现实，共同做出努力。由于小泉悍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，“政冷”局面的持续开始影响到“经热”，正因为如此，两国有关人士都强烈希望，以安倍内阁成立为契机，两国政治关系得以再次正常化，推动经济关系的发展。这次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指出“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”，是令人鼓舞的；强调“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”，使得面向未来这一理念的内容更加具体地得到了落实，值得积极评价。
二， 来自双发的建议
仅就近一年多来的主要建议，介绍如下：
2005年5月，吴仪副总理提出：一，推动日中经济一体化进程，不仅符合双方利益，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，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二，双方可以在钢铁、造船、精密仪器,IT、软件等产业领域进行战略对话，进而探索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（注：这一建议使人们回忆起，当年法德煤铁联营成为今天欧盟的出发点）2006年3月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：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（注：已在中国各地进行了15次研讨会）；推动对中国企业创造自主品牌方面的合作（注：已在中国各地进行了数十次演讲会）。
2006年4月经济同友会：进行人材培养方面的合作，包括：派遣大量退休专家，设立富布赖特奖学金日本版来支援中国留学生；在中国大学开设日本式经营的讲座，等等。
2006年5月，薄熙来商务部长：探索全新的合作框架，来代替原来的能源换技术框架。例如，节能和环保领域能否起到带头作用。当年的法德煤铁联营，以及中美之间即将启动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，均可作为参考。
2006年10月，联合新闻公报：以能源、环保、金融、信息通信技术、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为重点，深化互利合作。
上述建议，有必要由政府主导，或者在政府支持下由民间承担，总之官民并举，因此首先应由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全力以赴。
三， 对中国方面提出几点希望
1． 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，往往采取如下行动模式：自己只提出理念或者原则，其具体内容则待他国提出，然后考虑如何应对。上述的吴副总理和薄部长的发言也不例外，这与日方提出的具体建议成为对比。希望提出具体建议，以便推动日方（特别是政府）考虑和行动。
2． 在中国，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（法规），可以说基本完善。然而对违反规则的具体判断标准、以及有效的制裁制度尚未完善，而且执行不力，致使一些缺乏守法观念的企业违反规则，不讲诚信，对外造成不良影响。这里，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原因之一（例如“蜡笔小新”的商标问题等）。我认为，关于“整顿企业活动规则（合同、会计、劳务、信息管理等）”“企业应如何履行对社会的责任”等问题，借鉴和引进日本的经验和教训，是值得的。前不久访日的中国都市报记者们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。
3． 随着关系密切化，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。这时，不要使经济或技术问题政治化，而要以平常心对待，以务实的态度协商解决。这是双方都要注意的。在「使问题政治化」方面，双方的媒体也有很大的责任（他们往往在没有掌握事实的情况下，只凭推测甚至成见写报道，有意或无意之间煽动民众的反感）。就中方媒体来说，例如右翼教科书问题上的朝日啤酒公司、日本进口农产品检验问题上肯定列表等等，就是例子。龙永图先生在世界知识论坛上也强调：一些情绪化的、民族主义的东西会损害我们大的利益。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所接受、所欢迎的国家，每个公民都有责任。
